说到“玄学”，人们通常会想起“易学”和“老庄”之学。但是“玄学”却不是道家的“自命名”，而是经学家对“易学”和“老庄学”的称呼。
经学家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者，似乎跟“玄学”没啥关系。其实不然，以“祖述老庄”立论，而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刮起“玄学”思潮的，恰恰是历代儒家学者们，而且此风一刮就是上千年，从魏晋刮到南北朝，一直刮到北宋中叶才渐渐减弱下来。
可见“玄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
经学家为何要研究“玄学”
经学，顾名思义，就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易中天易经入门，这里的“经”不含道经、佛经，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设立“五经博士（《乐经》失传）”，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准确地说是孔子圈定的五种文化教材。
“六艺”与“六经”不同。在孔子创办私学之前，王官之学所设课程一般是“六艺”，“艺”比“经”的范围大，分文理科，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其中，“礼”是道德礼仪，“乐”是各类音乐舞蹈，“射”和“御”属于军事实操，“书”是书写基本功，“数”是算术。
孔子是私学，他的师资力量和社会资源，使他没法传授实操性的技艺，只能教授文化课，于是砍掉“射”“御”“书”“数”，只保留一门文化课“礼”，另外陆续删编、增设《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四门功课，作为私学的文化课程。
这相当于现代私学的特长班或补习班。
大一统的政治要求，汉武帝选择了“六经”。汉武帝要削藩，要反击匈奴，要大一统，就必须集权。在董仲舒的努力下，西周的“六艺”被废弃，而将孔子的私学科目全套搬运过来，成为国家教育主导和主流意识，也是天下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径。
可是，经学经过汉武帝以来的发展，程序化的解经，教条化的象数之学，以及由名教引起的假孝廉、假道学，已经让经学家们心生厌倦。
经学家们工作是经学，生活却是老庄。职场的繁琐跟心灵的自由形成严重冲突。为了追求心灵的自由，他们开始逐渐尝试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并以此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建立“玄学”的初衷是为伦理纲常建立理论基础。孔子之后，儒家一直有着谈论形而上学的传统，“儒分八家”中，尤以子弓、荀子为最。他们以天道为宗，将伦理纲常纳入自然之道，为伦理纲常建立合法依据。
“玄学”是“新道家”吗
很多人会把‘’玄学后看作老庄道学的“新成果”而称之为“新道家”，其实不然。玄学，是以《老子》书中“玄之又玄”的“玄”字命名，一方面以儒家思想对《老子》、《庄子》和《周易》进行研究和解说，另一方面也以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经典，为儒家思想注入现货生命力。汉魏时期的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玄，谓之深者也。”顾名思义，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王弼出身于经学世家，他的用意是推翻庄子扬老抑孔的传统，把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玄学之中，以维系“礼法”、“名教”、“人道”等思想。
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一个圆融儒道之学的“汉代孔子”扬雄（刘禹锡的“西蜀子云亭”说的就是扬雄），将“玄”作为宇宙生成图式的最高范畴了，他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就是说：玄即是幽隐不可见，它展开在世界一阖一辟的运动过程中，这种运动导致了世界昼明夜暗的分化，阴阳概念由此建立。
不过扬雄时期正处黄老道学的鼎盛期，“玄风”尚未形成学风。
魏晋之后，佛学介入谈玄论道，讲虚说妙，道教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事实上的“三教合流”在这时期就已经开始，道教和佛教易中天易经入门，尤其是佛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时期，西域大师接踵而来，罗什、法显、道安，以及罗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
这一时期，玄学家取代了两汉的经学家，成为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王衍、庾亮、祖冲之、徐陵、杜弼等等名士大儒。
吕思勉先生评价说：“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
“玄学”思潮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程朱理学。正如朱熹说：佛学盗取老庄，道教也盗取佛教，其实就是相互借鉴。
玄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三玄”思想注入到儒家经典中，为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开了宋明理学先河。同时，事实上促进了三教思想的交融互通。其学术思想被般若、禅宗、理学所继承（此话引自百科）。
皇帝们为何喜欢为《老子》作注
易中天先生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读的儒家书，骨子里却喜欢老庄思想。为什么呢？南怀瑾先生说：儒教是粮店，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杂店。知识分子除了吃饭，还要强体健身，还要买点家常日用。治国如治身，有病治病，没病健身。
历史上因为“强身健体”之需，而御注《道德经》的皇帝中，就有8位，在诸子经典中，为之“御注”的，唯有《道德经》一部而已。他们是：
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魏孝文帝著述7部，但原注本佚失。
存世的御注本中只有唐玄宗李隆基的《御注道德真经》，宋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明太祖朱元璋的《道德真经》，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御注道德经》。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各家《老子》注疏并未精当，比如严遵的《老子指归》，虽然严整但错谬不少，河上公的《老子章句》虽有可取处，但过于简略，均“精义颇乖”，有失玄元妙旨。其余不足观者太多。
但唐玄宗的注疏，依然是在玄学家郭象的基础上，作为修身之要而注的。
宋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世人评价颇高，认为徽宗对于“道论"、人性论与修养功夫论的认识十分深刻，融通儒道的语言水平不亚于当时的其他学者，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澈等。
朱元璋的《道德真经》，明白晓畅，说自己出身寒微，从军打仗，奉天以代元，统育黔黎。自即位以来，夙夜兴叹，渴求治国之良策，试览群书，见有《道德经》一册，阅之，尽皆明理，故为之注。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御注道德经》序言里说：以往帝王“注老”者，尽是“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皆以小智窥测圣人，失其意矣”。
他虽反对修炼说、寂灭说、权谋说，但他把道家“无为”思想直接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衔接起来，认为《道德经》的宗旨就是“岂非以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乎？”这实际上已经是“化道为儒”了。
从现存的历代皇帝“御注道德经”可以看出，所有的“御注”没有一家是“以道解道”的，即便是反对寂灭说、修炼说和权谋说的顺治皇帝，还是没能跳出“以儒解道”的玄学窠臼，只是为“君为臣纲”及其政治“施为”，寻找另一种说辞而已。
所以，读懂老子及其思想，还是回到老子书中，以老解老，以道解道。那些以儒解老，以佛解老，以道教思想解老的注本，注定只能参考，不足以通达老子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