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苦旅》中的文人形象【摘要】余秋雨的散文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炉，俯仰古今，见微知著，历史与现实在作家笔下自然汇合，哲理与形象关怀人生，引经据典而使人豁然开朗，应该说散文创作步入90年代异常活跃和繁荣与余秋雨别具有匠心、别开生面的写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一、古代文人政治理想与人生理念的双重悖论“学而优则仕”，古代文人学子，因受封建王朝社会现实的拘宥，他们往往又只能苦苦挣扎，不断寻求一种超越。《文化苦旅》就将重头笔墨直接点指中国文人的文化灵魂。作为古代中国文人，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几乎无一例外都渴望经十年寒窗苦读，有朝一日金榜提名，加入“治天下”的行列。虽然有贪官，但总的说还是历来重官德，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无论在朝为宠臣，在野遭贬谪，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儒家思想中个人的道法修养和人格规范深入骨髓。《柳侯祠》中颜宗元被贬永州，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被贬柳州，修成政绩，“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虽然连遭贬谪，内心凄苦孤独可想而知，却能奋发有为，寂寞不使他们颓废，宁静倒滋生出博大的胸襟。《都江堰》中“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鲜明观点之下李冰脱颖而出，款款写出“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余秋雨热情地讴歌了“达则兼济天下”的腾达志士，一肩挑起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风雨天一阁》中对范钦为我们民族文化传承所作的贡献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描写，纵横古今，探讨着“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一篇章不仅仅是为我们追溯了一代藏书家艰难的奋斗历程，更表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尊崇与膜拜，以及中国文人的坚韧、执著，不为名利所动，勇于殉道的精神和所谓君子风范翩然再现。内心自律，克己复礼是中国文人的一道不可逾越的修炼。中国文人因有了儒家文化世袭的血脉而能自觉地忍受艰苦的磨砺，同时也正是这种文化给了人耐苦的力量，正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亦其所不能”。至今这种思想仍在激励着代代学子和文人。在《洞庭一角》余秋雨述及“贬官文化”及“文化遗迹”，浓墨重彩的表现了人们千百年歌颂的范仲淹之余，还写了三醉亭、君山岛、柳毅井以及娥皇、女英墓，以及1987年农历五月初一新闻中乌龟，神奇地年年定时同湖海爬回农舍有灵性般地与曾有恩于它的农民以神交流这一奇事，从不同层面展现着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无限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化，在这里出其不意地阐发了他的人生宇宙观：“应当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
”“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来活一活。”如此人生意义也真可谓突发奇想，引人玩味。在《庐山》一文中，“文章憎命达”诗人强化了文人人生与苦旅必不可分的命运，只有经历苦苦的追寻求索，方能体会大自然的伟力并从中汲取心灵的高层境界。二、归隐文人沉重的心灵枷锁“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古代也有不少文人无奈地放弃了对功名的追求，他们退入山林，修身炼性，以图达到心灵的平静安和，但往往又陷入一种迷思之中。正如《文化苦旅》中还有另一类重要的中国文人，即远离庙堂之高，穷居乡野山林或僧或道的隐士一族。他们卓尔不群，孤傲超然，虽然生活清苦，精神却极富足，如《白发苏州》中提到的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余秋雨有一感叹：“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青山秀水，吴侬软语孕育了另类文化操守，与官样文化下熔铸的一本正经甚至压抑性情的道德伪善化人格相比，此类文人艺术家包括歌妓佳人，他们身上显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高洁与闲适，超脱了沉重的文化负累，创造了流传后世的杰作，一座无价的精神圣殿树立在后代人的心中，卓越使他们从人群中疏离，使他们孤芳自守，从一个角度也奠定了后代才高八斗之士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气质。
中国人民风还是宽容、善良的，他们容纳着这些鲜活的生命，并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他们纯朴厚道，不因此类的贫寒窘迫而歧视他们，尽管他们未必理解此类在当时堪称怪异的人群。在《青云谱随想》中又出现一位艺术家---17世纪晚期中国杰出画家朱耷。他虽身为晚明皇室后裔，但改朝换代的政治风雨却使他富贵尽失，或僧或道，蛰居在青云谱。余秋雨宕开笔墨，抚今追昔，探讨着这位艺术家绘画艺术，真诚地挖掘着画家的悲苦、孤傲的人生意识与画面朽木、衰草、败荷、寒江强烈悲剧意识的对应，感受着中国文化物像所具有的整体性象征在画家笔下直陈，残山剩水，孤独的鸟、怪异的鱼并不具体在影射和对应着什么人，却以强烈的精神信息令人心灵振颤，余秋雨还写到徐渭(或称青藤)、原济(或称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写他们对“扬州八怪”以及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的影响。余秋雨引板桥刻过一个自用印章“青藤门下走狗”，引齐白石在一幅画上的题字“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天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又评日：“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折服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
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平实的语言体现出中国绘画史的传承与艺术家的艺前后呼应，中国名士之风的放达与飘逸呼之欲出。中国文化中当然要格外看重这份艺术家用生命凝结的神圣宫殿，这份生命的坦诚与透彻与清苦和崇高秕肩而立。三、中国文人复杂的文化人格在《文化苦旅》中还集中反映中国文化儒、道、释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西湖梦》一文将山水风物的文化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有“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有西湖的白堤和苏堤，“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白堤和苏堤是地道的儒家“在其位，谋其政”思想的物化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化，余秋雨的评价也是恰到好处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面条长堤而已。”这前句话当然是给白堤、苏堤以很高褒扬；后句话则意味深长，它深刻地道出中国文人的聪明才智，受制于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才不得尽其用，他们的文化价值远不只有物化的白堤、苏堤，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光大一代民族精神，他们却别无选择。
道家思想熏陶出的文化人格也在这里驻足。素有“梅妻鹤子”之称的诗人林和靖，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隐居孤山20年，无为而无不为。余秋雨评曰：“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多么精辟的思想和见解! 中国知识分子满腔的政治情结和“狡黠”的隐士作风交相辉映，成为漫长封建社会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首选的两大文化人格，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历史文化进程也缓缓前进，走走停停，甚至退退走走。 余秋雨先生在《西湖梦》 中洒洒脱脱地笔力纵横，同样不会放过断桥边那“木讷和萎顿”的许仙，如果许仙也可算是中国文人的话，那么更是显示了中国文人的懦弱无能及缺乏独立个性的健全的人格，倒是来于民间作妓女的苏小小和 “是妖又是仙” 的白娘娘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无知”无畏 ---不带任何文化负累之苦的人性大胆、泼辣，富有生气和魄力，那份执著于自主生命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致可以用全部生命去换取，既勇毅，又悲壮。
苏小小赠金于一落魄书生进京赶考却不闻中第不中第的回音，小小仍然快乐地生活，这种比照很容易让人想起抛弃秦香莲的陈世美、卖杜十娘的李贾、变节的侯方域，照出中国文人的“贫血”症。古代的中国文人的确是可悲可叹的，有儒家思想坚决入世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艰苦心路历程，有道家思想的徒耗智慧于出世的清苦人生；归根结底是一种无法驾驭文化的“困苦”，恰似“困”这一绝妙的象形字的构成：一棵树，不管是怎样枝繁叶茂，还是耸入高天，出不去一个封闭的院落，入世也好，出世也好，世态炎凉是一样的深植心间，封建专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文化上似一张网，无处不在。在《夜航船》里，大学者张岱，博学多才，编篡《夜航船》，初衷也只是“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而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那么过错在哪呢? 《笔墨祭》里，余秋雨先生“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通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
”中国文人毛笔寄精神，“非人磨墨墨磨人，”磨出了一个个地地道道有别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中国传统文人，余秋雨从代代书法家的风格与人生说到“文如其人”与文人精神品格直接对应的悖谬，毛笔文化的动摇，从一个独特的林琴南凝聚了新与旧的结合，凭着毛笔和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把世界介绍给封闭的家天下，启蒙了五四运动的文化闯将，而当新文人因受了启蒙、学了外文而放弃毛笔，掀起白话文运动时，他又用毛笔写起声讨白话文的愤怒檄文，然而新文化终于从容地、义无反顾地勇往前进，中国文人终于在打开家门、痛定思痛后毅然决然地迈开大步。这里正蕴涵着前面所说的过错：面对漫长封建大一统家天下的社会环境，古代中国文人历来走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他们皓首穷经而难以离经叛道，服从于科举的指挥棒而不能获得真正思想的自由和自我解放，因而，古代文人可以说在“大铁屋”里摸索着，呻吟着，全没有自由呼吸的顺畅与人格的独立，虽说诗文可以换高官厚禄，扬名天下，也足以身败名裂，诛灭九族，祸福旦夕间，生命全不在自己手上，犹如木偶戏中的木偶。在余秋雨 《文明的碎片》集子里，《苏东坡突围》一文，“乌台诗案”子虚乌有的罪名使苏东坡由声名煊赫至阶下囚徒，苏东坡反躬自省，也不过是 “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
”中国文人命运的巨大转折前提只能是国家命运的巨大转折，是时代制度的变迁使然，同时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行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 这一点在《文化苦旅》的《上海人》中可见一斑，文中的徐光启是颇耐人深思的一个中国文人，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象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在论及上海人的优长与劣短之中，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开放性文化追求，摒弃了古老文明老大自居、自夸的简陋，敞开心灵取长补短，并且随机应变，这里已充满了当代有识之士文化人格及文化走向的指点，蕴涵着深沉的文化关怀。 参考文献： [1]朱大可《抹着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戴锦华《大众文化包围中的文学》，中国大学人文讲演录，柯文出版社，2001年版 [3]宫照敏《悲剧蕴含——论余秋雨散文》，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1 卷第11期，2004年11月出版 [4]余秋雨《可怜的正本》，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5]余秋雨《庐山》，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