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传播学与修辞学挂钩，还将其引入我国修辞学的研究范式中，形成“修辞传播学”，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修辞学天然地被认为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在新世纪网络传播和新媒体传播为主的格局当中，陈汝东老师的《新兴修辞传播学》综合借鉴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等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关注“修辞”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将“修辞学”细化为修辞传播学、视觉修辞学、建筑修辞学、宗教修辞学。可以说，该书给予社会生活中语言、图像、建筑、宗教等等事物一个全新的分析视域。
基于大量的实例，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抽象性的“修辞”从语言学的窄视域中释放出来，提供的是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本体与交叉、语言与建筑、人文与社会，从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和跨学科等多重视角。
于我而言，最值得欣喜的是，书中不仅仅作简单的现象分析和理论上的概念陈述，而是立足社会实际给出了“修辞”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建设性解读，修辞伦理准则的提出对于信息传播、社会劝服、媒介的报道行为等等，提供了新的衡量和评价标准。
传播学中的“劝服”目的，与修辞学中的修辞功能天然挂钩，都是要通过一定的技巧诉诸受众的态度，改变其认知，最后达到控制其行为的目的。“修辞伦理学”意味着修辞的道德功能、修辞行为的道德秩序决定修辞的传播效果，这在我国警示语的写作变迁中窥得一斑：以往，我国公共场所中偏向于用“命令式”祈使句强调禁止行为，监督者站在道德高地进行居高临下式的警告，暗含交际双方不平等的话语角色关系，反而容易引发逆反性社会效应。如：“严禁踩踏，违者罚款”改变为“请诸君脚下留情，大自然报您绿色”——此番表述的修改，正反映出告示制作方对话语的修辞效果作了充分的道德价值判断，切合游客的角色心理需要。陈汝东老师在文中直言：“好的警示命名行为，不仅需要语言修辞手段和方法切合公众心理，同时需要切合公共道德需求。”
不仅如此，修辞学的引入和修辞技巧的把握，对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新闻发言人制度、媒介伦理和主流媒体权威构建都提供了补充性的思考空间。一方面，修辞者（即话语发出者）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参与修辞传播过程，话语权威受制于自身的道德因素，群体职业道德也会起一定作用，这就可以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大众传媒在中国始终受到党的道德思想影响，始终应当坚持政治正确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一方面，受众的道德修养是修辞者必须事先研判的，以此决定信息的选择、传播与解析。修辞效果与受众信息接受行为密切勾连，修辞过程也是修辞者和受众通过信息交换实现的道德互动，坚持信息公开、为人民服务，始终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行为准则。但是，我个人仍然认为，信息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对于受众的素养、信息解码和编码能力的强调不应被忽视，在此书中，陈老师较少论述到这一方面。
英雄人物报道和灾难报道的变迁，是我在阅读此书时频频回想起的有力实证，陈老师也有所提及。英雄人物的报道，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尤为典型。由于宣传需要大于事实需要，对先进人物的塑造往往陷入“高、大、全”模式。随着话语权的下放和受众自解读、自构建能力的提升，逐步完成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驱魅，甚至出现反向解读。如“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却全都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等等的偏离性言论。从修辞学的层面来思考，这正是因为英雄人物报道撰写者忽略了修辞过程中的道德推理是于特定的道德价值体系紧密相关的，应当始终关注修辞中的时代性、民族性及普遍性。同时姓名文化中有哪些修辞，道德修养和人格等因素，构成修辞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下，综合运用相关事迹、言论、第三方评价、人物性格特点突出，甚至运用一定的瑕疵性事例塑造人物，才是修辞论证能够发挥最大传播效果的方式。而在这里，修辞的目的即传播共产主义，需要配合新闻媒体的道德信度、人物报道的修辞劝服能力，这些缺一不可。
灾难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遵循“旧闻、不闻”的原则，例如03年非典事件；但是可以发现，我们的公共性事件正在由不报、少报、缓报逐步走向即时报道、巧妙报道，如玉树地震、甲型流感等。公共事件的报道遵循的是“正面报道为主”，这也是一个修辞行为过程，过度的采访报道会带来二次伤害，违背媒介公共性、公益性的道德伦理。将修辞学的思考带进新闻传播实践操作中，是对记者和媒介机构遵循报道规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创新报道方式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波兹曼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结合陈汝东老师在此书中的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媒体是无法“控制文化”的，“人”才是文化真正的参与者。无论是修辞，还是传播，都是人类运用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行为和过程，巧妙利用修辞技巧，是增强传播势能的重要思路。
除此以外，书中提出的“新闻中谐音现象的传播价值”，对于新闻报道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以往，我们多秉持着“新闻文本写作必须坚持理性表达、少用修辞，多用描述性语句”的原则姓名文化中有哪些修辞，陈汝东老师在这里提出了新的思路。对于新闻述评和新闻评论而言，巧妙化用谐音，一是一语双关，简洁明了传达中心意旨；二是增强文章可读性，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据我个人体会，这样一种新闻文风，并非一直以来的传统，而是有一定的转换过程和接受过程的。言论的逐渐开放和自由化，使得许多商业广告更加敢于并善于利用谐音去突出产品特点，如：“默默无蚊”（蚊香广告）、“骑”乐无穷（自行车广告）、趁早下“癍”,请勿“痘”留（美容广告）等等，既增添了阅读谐趣，也使得用户的二次传播动力更为充足。因而，在新闻传播领域，这一修辞方式慢慢被引入和被接受。如“‘严禁’不仅包括制定严格的禁令，使之有法可依，更需要令出法随，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严禁’便只能止于口头、流于形式，成为‘言禁’。”。又如“对那些把‘验收’变‘宴收’的检查验收团，有关部门也不妨对其检查一下，让其把吃的吐出来，并给以曝光。只有这样，才能刹住‘验收’变‘宴收’的歪风。”……诸如此类的谐音词被广泛应用在新闻文本中，读来津津有味，引人思索，岂不妙哉！诚然，必须认识到，这种修辞效果虽然能够增强传播效果，但是使用需要一定的语音和语义条件，并且无法进入到系统性的语言体系中。可以说，这样的修辞现象是创新性的，需要我们在写作中留意创造，却也不能强求。
新闻文本中有修辞，新闻标题中可以发挥的空间和谐趣一样很多。书中所提出的“复用”就是一种代表性的修辞方式。《“形象工程”别败坏形象》、《职务之便有多“便”》等等，利用听觉上的回环反复作用，增强了记忆性。诉诸视觉，则是借助复现作用强化文章主旨，使读者一目了然，强化的是文字视觉信息。语音语义上的耐人寻味，正反映了：修辞与传播的巧妙结合会带来更多的解码兴趣，引发读者继续深入阅读的可能性。
作者一以贯之都在强调的，是“修辞”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局限在语言表达范畴内，而是关涉到视觉、听觉、触觉乃至思维感受等等，因而视觉修辞、建筑修辞、宗教修辞、音乐修辞都应该在社会传播中引起重视。
修辞的致效研究，在网络身份虚拟化、自媒体蓬勃兴起、高涨的公共修辞热情和逐渐丰富的公共修辞形态下，面临更多的新议题。在我看来，修辞与传播天然双生，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下，强调修辞，更多地应该关注到修辞制度、修辞教育的强化，这是构建良性社会讨论空间和有序社会互动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