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关于“宁” 中国不是什么他者,只缘身在此山中!

百家 春秋 2023-06-25 15:03

本文为个人读书笔记,无关学术,谨供读者参考。

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在研究长期历史规律的时候,常常苦于范式的缺乏。由秦至清的历代积累虽然浩瀚,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显然不能适用于今天。而最近三、四百年的世界发展进程,对于我们来说又太过特殊了。

有说法认为,工业革命是灵光一现的独特现象。它与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都不可比。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研究还真就只能在无范式的状态下进行。找不到前车之鉴嘛!

不过我还是不甘心,并试图用“第二次轴心时代”的视角来开展研究。

所谓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欧洲、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文化突破的现象。释迦牟尼、孔子和苏格拉底三位伟人的在世时间几乎相连。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学家指出,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数百年间,金属工具和畜力耕种技术在欧亚大陆上逐渐传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单位劳动力可以供养的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大量从温饱挣扎中摆脱出来的人口,开始有条件将精力投放到对抽象问题的思考上面,最终引发了文化突破。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在谈论工业革命的时候,常常还抱有一种他者心态,似乎那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工业大国。从1840到1949的百年国耻,放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转眼一瞬。

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所有的国别史都只是人类通史的一部分。中国不是什么他者,我们从来就在舞台的中央。

当年冶金和畜力技术的扩散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而这次工业技术的扩散只用了一两百年。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序章,新的轴心时代才刚刚开始。

将当今世界视为第二次轴心时代来考察,似有许多合理之处。由此展开研究或可得到许多重要的结论。而要对轴心时代进行研究,中国方面的历史资料要比欧洲和印度都详实丰富得多。

这就是我对先秦历史感到兴趣的原因。而本篇杂说,正是系列研究中偶然成文的一章。

历史进程

依我个人管见,诸子百家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春秋时期。

据说,上古时期实行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把一整块土地划分为三乘三共九块。周围八块由各家农户分别耕种并收获。而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各家一起耕种,并将其产出作为税赋,缴纳给统治者。当然,这只是写在书里的理想状态。

大量考古证据显示,春秋中后期,铁制农具和耕牛拉犁技术日益普及。由于生产效率提高,许多原本无耕种价值的土地也变得有价值了。这部分新增土地成为了不实行井田制的私田。

这个过程与地理大发现一样,都是典型的“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社会体系之外发现了新的价值源泉,而且这个源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最终发展为主流并冲垮了原有的体系。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战争不断兴起。拥有几十、上百个国名的春秋版图最终收归战国七雄。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用以佐证我们上述增量改革的逻辑。即,春秋时代的几个大国都出现在周朝世界的边缘:齐在东,秦在西,楚在南,晋在北。而在周朝世界的核心区域,由于土地宜耕,所以很早就被划分成细碎的小块,因而很难形成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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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应的现代事实是:欧洲诸国版图狭小,而美、俄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

农业供养比的提高,为诸子百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现代的“学派“不同,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并不是针对同一议题提出不同观点的争论者,他们更多地是在针对不同议题各说各话。

事实上,《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诸子百家实际上是不同行业的知识汇集: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把职业和学术思想联系起来,我以为相当有理。而且这也符合从具体实践中产生抽象理论的哲学规律。因此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实际上就是面向不特定问题的知识总汇。我愿将其称为诸子百家的1.0版本。

第二阶段大致为战国时期。

春秋和战国的两阶段划分是比较模糊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孔子所编的《春秋》为准,此书结尾之前为春秋,之后为战国。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

另一种是以三家分晋这个历史事件为准,而此事件的源头即韩、赵、魏三家灭智。以灭智或分晋的前后来划分春秋和战国。这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

巧合的是,这几件事相去不远,混淆起来问题不大。所以此二说千古流传,并行至今。

在我看来,历史分期的原则,政治为本,文学为末。假如三家分晋事件不发生,那么人们也会选取另一个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的重大事件,作为两段历史进程的分节点。而假如孔子不编《春秋》,人们只需要给前一段历史时期另外起个名字就行了。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点击量”急剧向法、儒两家“头部”集中。这是因为随着郡县制的加强,实权有为君主不断涌现。这些君主构成了一个对理论知识提出强烈需求的新兴读者群体。而以他们为目标客户的知识供应者,主要就是法、儒两家。

从春秋到战国,随着服务对象的变化,法、儒两家都进化出了2.0版本。韩非相比管仲,孟子相比孔子,都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增加了大量内容。而道、墨、名、阴阳等其它诸家则没有出现这样的进化,仍然停留在1.0版本。

我们前面说过,1.0版本的诸子百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而2.0的法、儒两家则有一些现代学派争鸣的味道了。毕竟要争夺读者群嘛。

依我个人理解,他们的争论焦点,主要就在于“相机决策”的合理性。事实上,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学派争论,比如说进步与保守,放任自由与凯恩斯主义,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也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

法家2.0认为,环境约束和君主效用这两个函数都在急剧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采取不同的对策。如果决策的执行遇到阻力,那么就应当毫不留情地打破现状。

儒家2.0认为,存在一个环境约束与君主效用相互和谐的最优状态。我们应当朝着最优状态笔直地前进,心无旁骛。所有形式的相机决策本质上都是绕弯路。

从逻辑上讲,我们还可以为儒家2.0打上一个补丁:即使存在一些相机决策带来更优结果的可能性,那也是小概率的,或者是成本过高的,或者是依赖于明君、机遇等特殊条件的,因此都不值得期待。

许多中国人都可以同时接受上述两家的思想而不感到困惑。对于拥有强烈宗教传统的文明来说,这么做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乱世用法,盛世用儒,这简直就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样自然。

那么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战国属于乱世还是盛世?

第三阶段大致为西汉时期。

战国显然属于乱世,秦朝不好说,而西汉则肯定是盛世。于是法儒两家的兴衰交替,似已不必多言。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初年有过一段奉行“黄老之道”的时期。这怎么解释?

黄老之道,听起来属于道家思想。但是我们前面解释过,道家并没有更新过2.0版本。他们对于制度顶层设计方面的议题缺乏见解。所以在这里,黄老之道其实是被“降维”到清静无为的意义上,成为“汉承秦制”的代名词了。

我们现代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可以加息也可以降息,这是一个维度。而当我们谈论经济学理论,相机决策和放任自由的时候,其实是上升了一个维度的。无论央行是引导加息还是降息,都属于相机决策。只有不加干涉地让市场去决定利率诸子百家关于“宁”,才是放任自由。

同样道理,在法家2.0的框架下,既可以变法,也可以承制,这都属于相机决策的范畴。事实上,关于是否要坚持秦制,汉初暴发过激烈的政治斗争,还有人为此掉了脑袋。这哪儿有一点“道”法自然的样子,分明就是“法”立令行嘛。

诸子百家各显神通的时代,终结于汉武帝时期。这是无疑的史实。一般史家都认为,它背后的首要推手是董仲舒。因为他明确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不过我总有些怀疑。一套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是很难用强制力完全扼杀的。即使暂时扼杀了,如果没有新的产品去填补它所在的“生态位”,那么它也很快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么?

汉武帝时期儒家得势,这是由其国力转入强盛的客观基础决定的,并不需要额外解释。但是如果没有3.0版本的大更新,那么以后只要每逢乱世,法儒斗争的战鼓就会重新擂响。诸子百家2.0的时代就不会彻底结束。

依我个人浅见,真正的诸子百家终结者,其实是与汉武帝、董仲舒同时的另一位巨匠:司马迁。

其实想当这个终结者的还不止是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著有名篇《论六家要旨》,试图总括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在《史记》的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明确提出了“整齐百家杂语”这个目标。

回顾诸子百家的进化史,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具体实践到抽象理论的升华过程。比如南橘北枳,这本身是在一个农业种植中出现的自然现象。晏子用它来比喻人物的品格因为环境影响而变化。作为比喻,它很美妙。但是作为逻辑推导,它就不够严格了。毕竟人不是植物,两者的运动原理并不相通。

在法、儒两家2.0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大量这样的比喻借代,而相关实例则严重不足。现在中学生写议论文,都知道摆事实、讲道理。而先秦诸子往往只讲道理,摆不出事实。勉强摆出一些事实来,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先秦诸子的智商不在线,而是因为在战国时代,有为君主实施变法仍是一种新兴事物,历史经验积累严重不足。实证不够,猜想来凑。

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求诸历史资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按照《史记》的说法,就是必须“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

正是在这种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司马迁开创了中国的正统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史学视为诸子百家的终结者,也就是生态位占据者,或者干脆就是它的3.0版本。

义利之辨

在诸子百家的论述中,义利之辨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可是这个话题的热度本身就很蹊跷。因为孔子说得很清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封死在君子小人的定义上了,这事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首先承认,在长周期历史视角下,道德体系是会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忠这个概念,在先秦时代就根本不存在。当然,忠这个字是有的,但完全不是后世的那个意思。

道德体系必须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社会的实际情况变化了,道德体系也要随之变化。这两者的碰撞摩擦,体现到文人的口中,就成了义利之辨。

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德体系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宋襄公这个悲剧人物上面。宋襄公生活的时代比孔子还早一百年多年,原始贵族的风气还很盛行。所以他坚决不肯利用楚国人渡河的时机进行战斗,结果招致失败。事后他还不认错,表示“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我们前面介绍过,上古时期实行井田制。而井田的分布是零星的,连续大片的土地都处于抛荒状态。当年的诸侯只能直接管理那些生活在井田周围的人,他们被称为国人。而在抛荒土地上也不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可能从事粗放农业或者是渔猎生产。这些人被称为野人,一般不受诸侯管理。

总之在春秋前期,诸侯的势力范围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空隙地带。因此诸侯之间完全没必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那时候的战争,往往具有很强的荣誉性质。不比杀人,不求占地,就争一口气,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体育比赛。

如果不择手段地赢了比赛,却输了荣誉,这是不划算的。宋襄公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或者说,符合“礼”。

事实上,泓水战败之后,楚国人也确实没拿他怎么样。宋还是宋,楚还是楚。

等到私田兴起,井田崩溃之后,战争的性质渐渐地就变了。一要杀人,二要占地。可是在分封制下,君主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兴趣仍然有限。因为占地太多了管不过来,还是要分封出去。甚至经常灭了人家再给复国,因为自己占不了嘛。

再到战国时期,郡县制日益成熟,多大的地方也能管得下来了,于是大规模灭国战争的高潮一浪盖过一浪。这时候谁要是还把宋襄公当作精神榜样。那么他就是对自己,对家族,对国民的不负责任。敌人可不跟你之乎者也,直接物理消灭,淘汰出局。

反观当今世界,社会发展风起云涌,道德体系自然也会随之变动不居,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握道德判断呢?或者更直白一点,君子们应当怎样为人行事呢?

在这里,我想从另一个维度上来调和义利之辨。我以为,所谓义,本质上还是利,只不过它是长期和宏观的利。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短期和微观的利。

首先,经过这样一个时空转换,原本主观的概念就变成一个可以实证的客观概念了。其次,这也符合道德体系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的规律要求。最后,这样一个视角也确实可以解释大多数的重要案例。

比如说,侵华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纵观毛泽东的名篇《论持久战》,他丝毫不愿意在对日寇的道德批判上浪费笔墨,通篇只写我们怎样做才能打赢。如果没有“最终全局上获胜”这个结论,全文的议论就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对于小学生来说,好心办坏事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对于成熟政治家来说,好心办坏事是不可以原谅的。

暂时、局部的牺牲可以说难以避免。但是如果没有“最终全局上获胜”的大概率前景,那么无论他的动机多么纯洁,多么高尚,一概都属于盲动、冒进,是应当批判的。换句话说,再大的道义,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利益上面来。

据报道,某位抗美援朝的小战士曾说,我在这里吃苦,就是为了全国人民不吃苦。我今天的流血,就是为了将来不再流血。

你看,多么工整的句子啊。从个体到集体,从短期到长期。只要经过这么一转换,利就成了义。又何须多辨呢?

共同体

自清末“开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就一直是学者们的热门话题。

我们人类大脑工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简单归因。比如有的股民看到巴菲特喝可乐,就潜意识地认为巨额财富和可乐之间有什么联系,于是他自己也去喝可乐。

出于类似的原理,人们知道欧洲是繁荣的,往往他们再看到欧洲的另一个特征,就立即认为欧洲的繁荣是由这个特征造成的。比如说,与中国的统一相比,欧洲的分裂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特征。

更有意思是,在公元元年前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分别出现了秦汉和罗马两大帝国。这两大帝国在人口、面积、科技和文化等方面都不分伯仲。但是在这两大帝国崩溃之后,东亚和地中海世界继承的政治遗产却截然不同。这更加剧了人们的疑惑。

其实在我看来,罗马帝国的政治基础根本就不能与秦汉帝国相比。即使把秦始皇和整个李斯团队全部穿越到奥古斯都或图拉真身上,也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必须看到,在“书同文,车同轨”的政令背后,是夏商周三代社会共同体的长期积累。毕竟在秦始皇之前500年,孔子就已经周游列国了。

所以仅就文明的统一这个维度而言,罗马帝国顶多可与武王伐纣时期相比,当时就已经落后中国近千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设置视角,将罗马帝国与商周时代相比。其实这样反而排除了很多“干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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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的经济、科技远远不能攀比罗马帝国,凭什么能够实现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呢?很简单,答案不在于人文,而在于地理。

华北平原足够大,而且足够养人,可以充当地理核心,把整个欧亚大陆东端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统一的秘密。

掌握了这种时间和空间同时错开的视角,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欧洲,类似于春秋前期,由一堆支离破碎的小国组成。地理大发现之后,在欧洲的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出现了美、俄两个大国。这个形势又与春秋后期相似。经过了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又走向了联盟。这难道不是与战国时期的兼并形势异曲同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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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增量改革的逻辑,我们还可以把脑洞开得更大一些。

未来人类走出地球,在新的发展空间中,很可能会直接建立行星级别的政治实体。而当这样的政治实体日益增加,并且发展成熟,占据主流之后。它们又会反过来对地球政治产生引导和挤压,最终促进地球政治的进化……

假如说星际殖民太过遥远,那么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视角。以上分析都是从国土面积的角度讲的。如果从人口数量来看,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人口主流在千万级,上亿的就可以称大国,而十亿级的只有两个。

也许,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就像化工装置点火一样。地理大发现促成了千万级“装置”的成功。工业革命促成了亿级“装置”的成功。而现在十亿级“装置”刚刚完成点火,还没有完全打通流程。

等到十亿级“装置”圆满成功,顺利运行的那一天,无疑又会从拉力和压力的两个方面,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顺天应人

大概四、五年前,国内部分学者开始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可能相信的人还不多。但是经过贸易战、新冠危机,再到现在的俄乌战争,我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心有戚戚焉了。

其实百年变局之说也不是什么铁口神算,而是有现实的历史规律做依据的。什么规律呢?那就是科技进步重构经济版图,经济变迁改造社会结构。

在许多具体案例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三部曲。而在全人类尺度上的三部曲大合奏,轴心时代是第一次,当今世界是第二次。

回望诸子百家的年代,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个人的渺小。比如说笔者本人,我长期从事证券投资。那么我的人生经验和三观构成,显然会不同于职业军人、大学教授或者房产销售。面对百年变局,我们每个人的认识都是短暂和片面的,类似于盲人摸象。

因此我相信,当年的诸子百家1.0版本就是各个行业的知识总汇。这是非常现实的。而当今世界的2.0和3.0的版本,恐怕还要再等几十、几百年,新的社会现实崛起之后才会到来。这是历史的局限,绝非人力可以违抗。

百年变局之下,LGBT、少子化、大规模移民,甚至热战等各种新奇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有些令我们愉悦,有些令我们不快。此时应当怎样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可以吸取当年义利之辨的经验,放下主观,拿起客观。

我建议大家都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请你跳过具体过程,直接想象未来的世界将会是怎样的。假如它是一个令你喜爱的模样,那么恭喜你,你只要在现有的路径上继续努力就可以了。一切困难都只是暂时的。

但是假如它会是一个令你厌恶的模样,那么就请你思考第二个问题: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摆脱这个局面?如果有,那么你应该现在就着手去做。然后就回到前一种情况。

如果没有,那么对不起,只好请你改造自己的大脑,重新学会喜欢这个世界。否则,你人生的上限也就是一个猴版宋襄公而已。

现代人常常抱怨时代对个人的碾压,什么一粒灰,一座山。这种情绪很有感染力,我也时常感同身受。但是这种世界观其实是有问题的。似乎“时代”是一种外来的、异质的存在。

《周易》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名义上是顺天,本质上还是应人。只不过这里的人,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集合。

本文多次提到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这个描述是宏观的,那么它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士文化的兴盛。

士是一个群体,前期以贵族为主,后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草根加入其中。但无论是不是贵族,士都主要以才能而非血缘作为自己当官的资格。对应地,他们也不追求为自己的后代占有封地。正是这样一批人,成了君主手下的流官,也造就了遍及中华大地的郡县制。

我们做股权调查,有一种方法叫做穿透到自然人。同样地诸子百家关于“宁”,你穿透过来看,哪儿有什么天,哪儿有什么国家,哪儿有什么时代,其实都是人,一个个,活生生,和你我一样的人。

有些人抱怨时代跑得太快。其实不是时代不肯等你,只不过是别人不肯等你罢了。而且说不定还有比你更慢的,抱怨你不肯等他呢。

当然,就像是几何证明题有时需要做辅助线一样。天、国家、时代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好用就行。只不过没必要去特意地崇拜或者排斥它们。

最后说一句什么呢,顺天应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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