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见证着封建帝制统治的日渐乏力。但在学术研究上，外来新思想的涌入和本土学者的学术反思成为新潮，各种思想互相碰撞和冲击，使明清学者的学术研究既承继传统又彰显新意。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被演绎成通俗故事传至今日。明清时期是曹操形象流传的关键一环，政治包裹文学，以蜀汉为正统的政治观念，使曹操偏丑化的形象在此成型。同时，明清复古运动的开展和诗话等论诗形式的流行，为曹操诗歌的研究带来新生。
从古至今，对文学作品的不断挖掘皆难离对作者的深入挖掘，曹操本人浓墨重彩的人生际遇，使曹操研究具备特殊性。谈及曹操诗歌接受，首先应了解曹操其人接受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呈现的独特性。魏晋至明清，曹操文学形象接受存在区别。
一、魏晋至宋元时期曹操形象的演变
曹操，字孟德，生于乱世，于乱世定一国乾坤，开建安文学之端。有关曹操形象的史书记载，最早出现在晋陈寿《三国志·武帝纪》里，对曹操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高赞他是非常之人，杰出之才。
此书中，记载了曹操作为政治家和统治者的一些典型事例：善于谋略，定三国鼎立局面，后基本统一北方；建立屯田，发展经济军事；重视人才，繁荣文学，并成为一代文学盛景的直接参与者。事例基本围绕最终评语展开，多表现曹操的政治才能。
对曹操人品的描述，只略微几笔，只说德行不修，却未有展开。裴松之注引《三国志》在陈寿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些细节补录，其中有对曹操德行有亏方面的补充。
他注引了许劭对曹操那句有名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并对表现其“奸”形象的相关材料进行罗列。但无论是陈寿《三国志》原书还是裴松之的注引，二人都对曹操其人的评价称赞远过于批判。
《世说新语》是曹操形象真正从历史形象跳跃到文学形象的开端。《世说新语》是我国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三国演义国学子部明清小说，顾名思义，是作为小说类体裁写故事，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三言两语能让书中之人翩然成型，使历史人物趋向鲜活。
三曹故事是书中重点关注的部分，三者往往交着出现，涉及总条目有25条。其中提到曹操的有18条，曹丕10条，曹植3条，曹操之条占总条目的72%，由此可见，曹操是《世说新语》着重塑造的人物形象之一，于三曹故事中倾注了主要笔力。
书中曹操一时作为聪明机智、善读人心的形象出现，一时作为残忍好杀、乱世奸雄的形象出现。正如《识鉴·第一》所言：“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英雄”与“奸贼”两种身份同存曹操之身，并于此书中第一次以比较系统细致的形式出现，此后曹操形象的多面性开始被广大文人注意，曹操形象开始由历史性向文学性转变。
唐、宋、元是曹操形象从“史”到“文”的过渡时期。三朝文学持续性高速发展，曹操形象活跃在各朝文学和史学作品中。总体上曹操形象逐渐走向负面，文人更关注曹操私人道德问题，一方面肯定曹操功绩，另一方面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曹操私德不修的不满。
唐诗为唐代最出色的招牌，成为文人倾诉的发泄口。唐朝以“铜雀台”为主题的诗歌大量出现，铜雀台史传是曹操为彰显功业建造，是建安文学创作的发源地之一，但从后世创作看，铜雀台的意义似乎跟曹操时代差异较大。
如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将铜雀台与女色关联起来，宋之问《铜雀台》等诗皆从女性角度诉说铜雀台的奢靡和孤寂，表达声色犬马终成烟土的主题，隐隐透露对曹操后期荒淫奢侈生活的嘲弄。
宋元民间俗文化发展迅速，“尊刘贬曹”倾向日益明显。苏轼笔下有记载提到听书时顽劣小儿亦对曹操嗤之以鼻，闻听刘备败报以痛哭，知曹操败则开怀大笑，引苏轼发君子小人之别，虽历百世不变之叹。故事简短，但却凸显出底层人民对曹操品德不堪摈弃。
文人的诗歌创作也为此种倾向添砖加瓦，如在诗中逐渐用曹操小名代替本名出现。用小名称呼前人极不尊重，彰显宋元文人对曹操的厌恶程度。更有甚者，在戏剧中曹操成为烘托蜀汉正统的边缘人物，是一无是处的逆臣贼子，已经远超在私人道德层面的批判，斥之为国贼。
除此外，戏曲中常将曹操与刘关张三人对比，在唱词和情节安排上烘托刘关张三人的正直和曹操的虚伪，用曹操口吻揭露其内心真实想法，讽刺曹操人才不为所用便设计杀害的残忍行为，凸显刘关张三人的英雄形象，并深化曹操奸雄印象。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故事多取材于此种戏剧，透露着曹操形象终将走向另一种极端的信息。
二、明清时期，对曹操其人的接受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末端，却是文学上的又一高峰。明清人汲取前几代人的智慧结晶，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往往能推陈出新，推动文学向前发展。曹操形象在历经几代积淀后，得以在影响最深远的三国故事作品《三国演义》中呈现。
《三国演义》内容主要围绕魏蜀吴展开，历史名人纷纷粉墨登场，谱写乱世华章。曹操是其中重点描述的经典形象，罗贯中罗列材料，将史与文、虚与实相结合，并融入自身政治理想，在正统思维运作下，既肯定曹操部分功绩，又将曹操反面印象最大程度深化，而后者才是该书塑造曹操形象的着重点。
“拥刘贬曹”是此书的政治主张和中心话题，这一点首先较明显体现在章回题目的设置上。如称呼曹操多是直呼其名或用小名代之，更有直接用“奸雄”指代的，可见作者对曹操的真实态度。相反称呼刘备则很尊敬，多用皇叔或以字称之。
在章回题目上，曹刘阵营对比更为直观，如“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等回，在人称设置和内容安排上，将曹操与刘备阵营相对比，凸显作者鲜明的志趣倾向。其次正文中亦常将曹刘两个阵营的人反复对比，曹操形象不断丑化。
罗贯中将前代流传下来的正史、野史、民间故事杂糅一起，并佐以虚构，选择性运用材料，刻意略去闪光点，放大甚至补充曹操个人私德缺失处，坐实“奸雄”之名。
罗贯中巧列材料，为表现人物性格。书中夸大或虚构细节比比皆是，孔融、杨修、祢衡等人之死都相继被安排于曹操之手，且在细节上填充曹操的阴险毒辣，属于在厌曹前提下的艺术加工。
最后，作者不仅于情节安排上潜移默化丑化曹操，“奸雄”二字着重表现“奸”外，更在行文中直呼操为“奸贼”。曹操杀伯奢全家后评：“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此前用大量文字表现董卓“国贼”形象，罗贯中此言，曹操竟被推到董卓之流。精心安排隐喻后，下文不再掩饰直接用“贼”指代曹操，彰显作者厌操之心。
书中用“贼”代曹操实为常见，作者态度一目了然。因《三国演义》在明清文学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且自成书以来，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被翻译为多国语言散于海外，影响力可见一斑，故作者对曹操的态度于明清乃至后世均有影响。
除小说外，明清三国戏曲的发展也为曹操形象的固定添砖加瓦。受正统思维影响，明清三国戏曲多立于蜀汉正统创作，蜀汉名人是三国戏的中心人物，常用蠢笨卑劣的魏吴人衬托蜀汉人的光辉伟正，曹操为陪衬正面人物形象的例子之一。同《三国演义》一样，三国戏中对曹操的贬低依然占据主流。
除戏说三国故事，贬低曹氏高抬刘氏外，神鬼之流的介入，因果报应说也常见于戏曲之中，《狂鼓史渔阳三弄》是其中代表。《狂鼓史渔阳三弄》是明徐渭的戏曲经典作，主要写祢衡被杀后于阴间对曹操魂痛骂，细数曹操之恶的故事三国演义国学子部明清小说，嬉笑怒骂，言语激烈精悍，曹操之恶如在眼前。
三、总结
总的来说，明清前曹操形象接受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史”转“文”的雏形（《三国志》），“史”转“文”的开始（《世说新语》），“史”偏“文”的过渡（唐、宋、元）。
在此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关切曹操个人道德，从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到成为品德在先的附带品，形象逐渐跳出历史框架，赋之文学烙印。曹操之“奸”在明清前得到一定程度的文学渲染，但整体上形象刻画仍不够完善。
至明清俗文学快速发展，经典作品的出世与传世，使曹操形象的好感度在明清急剧下降，人们更加在意对曹操陋德的深度演义，曹操形象最大程度上脱离了历史束缚，成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象。诗与人不可分离，明清对曹操其人的接受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曹操诗歌接受的评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