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王昕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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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王昕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聊斋志异》的一部学术著作。在将小说文本看做特定文化中的文学表达手段与惯例的基础上,在微观、具体的语境中,阐释蒲松龄的个人风格与创造,揭示作为小说文本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性。以整体性的视角,梳理清代民间的精神文化风貌、乡间穷困生活、蒲松龄的个人经历等因素在《聊斋志异》一书中的影响与印迹。

目 录

第一章  三百年间的阐释与研究

一、 清代评点传统与鉴赏式研究

二、 道德判断与政治伦理批评

三、《聊斋志异》研究方法的转变

第二章  蒲松龄“瞿昙转世说”考论

一、“业果” 与“孽果” 之分

二、 病瘠瞿昙与异僧传统

三、 科举社会中的民间俗信

四、 蒲松龄的实用主义宗教观

第三章  1703—1704年:蒲松龄身历的灾荒与他的生活

一、 灾情

二、 蒲松龄荒年里的生活

三、 灾荒贫困与《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

第四章  《聊斋志异》:诗性的温情与偏狭

一、 小说的诗性与“诗笔”

二、《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个人生活

三、 个人好恶支配的世界

四、 诗性对小说世界的影响

第五章  “花妖狐魅”的史实与话语建构

一、 由虚幻达成的病态美

二、 虚幻达成的修辞策略

三、 虚幻女性的文化史意义

第六章  “聊斋”侠义主题的文化阐释

一、《聊斋志异》对“侠” 的新定义

二、 布衣侠义

三、“不爱其躯” 的女性侠义

第七章  神异化的“知己”主题

一、“士为知己者死” 与个体生命的自觉

二、“悲士不遇” 与“异类” 知己

三、 求“知己” 于异性

第八章  《聊斋志异》:神怪世界中的深情

一、《聊斋志异》与抒情传统

二、《聊斋志异》中的深情世界

第九章  蒲松龄的个人意欲与《聊斋志异》

一、 个人意愿和兴趣在故事中的显现

二、 庶民视角与政治理解上的缺陷

第十章  国学“小说”观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一、 国学“小说” 观的核心及其影响

二、 偏正结构的“小” 说观念

三、《聊斋志异》的“小” 说特点

四、《聊斋志异》中的“大” 题材

五、 子书与《聊斋志异》的微型叙事

第十一章  从《口技》看《聊斋志异》的想象力

一、 作为文言小说的《口技》

二、 以想象力见长的《聊斋志异》

三、 从《聊斋志异》看语文课本的选目

第十二章  《聊斋志异》对“志怪”的改造

一、 蒲松龄的文学资源

二、 屈原楚辞中的神鬼世界

三、 作为榜样的志怪诗人李贺

四、“聊斋”人物的屈骚特质

五、 巫系文学与蒲松龄的文本控制

六、 强烈的情感

附:《聊斋志异》俗说

参考文献

自 序

这本小书虽是薄薄的一册,对我来说确是酝酿甚久。如今付梓在即,既有得以传承师门学术的些许满足,更有因个人才疏学浅而生出的愧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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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

1989年9月,我负笈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袁世硕先生门下读书。彼时本人刚刚从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除了完成了中文系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对学术的概念甚为懵懂。进得师门方才渐窥学术门径,对《聊斋志异》研究的了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山东大学是《聊斋志异》研究的中心与重镇。两位导师袁世硕先生和马瑞芳老师都是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大家。那时,袁先生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马老师的《聊斋志异创作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已经出版,关于蒲松龄的生平研究,《聊斋志异》文献考据、主题与艺术等方面,是课程上下师门里经常讨论的话题。

跟随袁师六年,求知问学,如沐春风,至今所忆,都是温暖安宁的回忆。我虽对文言小说兴趣不大,但耳濡目染, 这些年的研究进展和成果,那个领域中学者们的情况,也大致是熟悉的。

后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执教,《聊斋志异》是每学年、每学期都会讲到的内容。熟读玩味,偶有心得,并由之勾起对师门求学时的温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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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先生

《〈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这个题目,是袁先生帮我下决心选定的。大概是2011年初冬,人大文学院让每位老师报一个课题。我在《水浒传》和《聊斋志异》这两部名著间犹豫,不知下一步转向哪一部名著研究好些。

偶然向袁先生说起这件事,袁师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说:“你报《聊斋志异》吧。这样我还可以帮你。我也不研究“聊斋”了,那些资料我找找,都给你。”就这样,我的课题立项申请还没有下来,袁先生那边的资料,就陆续寄了过来。一共有四五次,每次都是一大包沉甸甸的资料。

先生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邮局在山大宿舍的对面,隔着马路,我每次在拆包裹的时候,看着包裹上熟悉的、笔画有力的笔迹,都不免想象先生是如何把这些弄到邮局的,不知是何人帮忙,资料包括一些日本台湾出版的书籍和复印及手抄的文献,还有袁先生本人的著作以及《蒲松龄研究》从创刊到2011年的全部刊物。在书架上满满地列了两个格子,其难得在于全面。

另外有些资料也是在袁先生的指导下收集的,《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蒲松龄的作品等等。如赵蔚芝的《聊斋诗集笺注》和《聊斋词集笺注》,就是在袁先生建议下入手的。遇到不熟悉的学者或历史人物,我也会向袁先生打听一下。这些指点和裁断很日常,零零碎碎,一如当年在学校指导论文的时候,使我感到格外的踏实。

因为资料的完备和精神上的这种踏实,让我决定索性不赶时间,不管它项目不项目了, 干脆把所有的资料慢慢看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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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旦宅绘聊斋故事

先从《聊斋志异》开始,读了有大半年,然后是所有的研究资料。这个过程中,几乎阅尽了关于《聊斋志异》的所有研究专著和论文。

这个阅读过程又和师门生活的回忆混杂在一起,我看到王平兄的《聊斋创作心理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年),石育良师兄的《怪异世界的建构——〈聊斋志异〉与志怪传统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6 年),黄洽师姐的《〈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齐鲁书社2005年),邹宗良兄的《蒲松龄研究丛稿》(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

期间,我还和正在整理《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的赵伯陶先生,以及倾注数十年心力打磨新的《蒲松龄年谱》的邹宗良兄讨教过问题。每逢我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论著,而作者的名字我恰好知道的,就会向师友们打听一下。绝大部分都能略知其背景之大概。

学者书斋的生活就是时而天昏地暗地赶工阅读;时而捧着一杯茶,端详案头上的著作人的名字和成果,不时拍案击节,或者摇头轻笑,与作者们曾经的交集和听来的各种轶事时时浮现。那况味就远比一个在书山学海中匆忙赶路的人来的丰富和愉快。

之所以以“文化史”来命名《聊斋志异》的这个课题,和以上师门的回忆以及同“聊斋” 研究圈里学人的交往有着直接的联系。

身为当代研究者中的一员,我从这种熟知研究者的生命状态与学术路径的状态中,能直观地接收到对作品理解、阐释的“当下”含义的微妙变化。

聊斋邮票

比如,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翻阅20世纪5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的研究论文,可以依次嗅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气息,从80年代至今一轮轮的理论热的鲜腥味道。在各个时代的总体气质之外,还有围绕着名著研究的一个个学术生态链。

在其中,每一位学者展开研究的角度和兴奋点,大致有迹可循,也依稀能够预料到其研究的界限所在。对这些掩藏在严肃的课题文献背后的“实相”的窥测,大概就属于文学批评的文化史研究了吧。这些“过载”的信息,给我的研究带来了附加的乐趣,同时又使我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有了不同的观察。

首先是“文化研究”视角与框架的引入,可使小说研究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解读材料,更具说服力和灵活性。通常的文学性研究,所关注、挖掘的作家作品资料比较狭窄,忽视了很多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微观层面的联系。

像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这两个研究主体,一个是穿行在清代山东乡间,一生承受了与其身份相符的苦难挫折的乡村秀才、文学大家;一部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包含500余篇文言小说的文学经典。二者携带的信息是面向着文学、史学和普通人生的多个方向的。

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文学性的内部分析,而应当多维地发掘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历史时空去理解阐释作品与文献中的信息。这就是文化史研究的胜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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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画像

文化分析、微观研究、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特征。蒲松龄个人的期许,身世的遭际,庄稼的丰歉、亲戚的眼光,友人的兴味以及某个刹那的阅读体会,这些偶然因素都以各种形式塑造、影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文本。

微观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思路和信念。只有尽力还原蒲松龄在那个时空世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才能理解和阐释他如何用文本创造和“观看”他的世界。这一点和当代的创作与研究并无区别。

这一感受, 触发了本书《蒲松龄瞿昙转世说新论》一文的展开。从当代那些农村出身的作家身上,就能直观地看到所谓“蒲松龄以病脊瞿昙形象作为自己悲苦命运象征”一说,对蒲松龄个人心理的失察与隔膜。一个背负着整个宗族希望,唯有靠科举之途才能改变命运的人,怎么会在四十岁时就绝望地放弃?

追溯“瞿昙转世说”在中古的起源及其在唐宋明清文人话语中的流变,可以看到这个“英杰之士多自般若中来”的俗信,支撑着蒲松龄的内心,由此可以更切近地理解蒲松龄的心态及其小说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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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三言”“二拍”》

其次是从关注作者个人的主观性入手,以更切近的视角把握作家的个人特质。这样把作家的日常生活和他建构的艺术世界联系起来,借助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是深入到蒲松龄的内在生命以及个人的精神历程中,去寻求对其作品的同情性的理解。

今天的学者们对《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的研究,绝大多数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学术兴趣,那动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课题、职称、考核、名利,各类事功的追求催生着大量水平参差不一的“成果”,让我这个发愿读完《聊斋志异》全部文献的人,在全面阅读阶段,吃了不少苦头,被折磨到几度想要废书抛卷的决绝地步。

同理,蒲松龄本人和《聊斋志异》的创作、清代《聊斋志异》的读者以及序跋评点者的动机立场,应该也是同样复杂、多重的。

在作家个人的物质化生存对作品的影响方面,我关注到1703到1704年间,在蒲松龄所生活的山东淄博地区发生的一场较大的灾荒在他诗文中的表现,并由此探讨蒲松龄作为一个清代乡村秀才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理性。

以此作为理解《聊斋志异》艺术世界的构建方式和个性特点的一条线索,启发我们意识到,蒲松龄的坦率和倔强的个性来自朴野的民间生活与苦难。只有士大夫的古典学养,成就不了现在的《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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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书聊斋

如果把作家的个人创作看作是一个具有个人偏向和主观特质的动态过程,就能够对文本有更为进一层的理解与阐释。从蒲松龄的“孤愤”、他的不避痴狂的主观情感来看,《聊斋志异》的人物、故事、主题是表达其意欲与思考的工具。在作家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微观世界里,任何人生挫折失意都是沦陷身心的陷阱或者巨浪。

蒲松龄的的科举不第、坐馆生涯和他的婚姻情感等经历,他的身体状况、个人喜恶和经济身份都对《聊斋志异》的艺术世界造成了影响。作为感情细腻、忠于自我的一类作家,蒲松龄沉浸在他的感觉和心灵世界中,予取予与,不受约束地倾泻自我的喜好和义愤,造就了“聊斋”艺术世界一方面温情泛滥,一方面激愤酷烈的特殊面貌。

这类主观意志对小说世界干预的主动与频密, 造成了《聊斋志异》 诗性的温情与偏狭。类似的由主观的、不稳定的个人情绪所主宰的文学经典,从清代到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并非个例,颇多同道,既可视为“诗可以怨”之抒情传统的叙事化传承,又是饱受欺压的写作者来自社会底层的鲜明道德观念的伸张。

同样,将《聊斋志异》放置在文化史的微观、具体的语境中,蒲松龄的个人选择和创造就会得到彰显。如《蒲松龄的个人意欲与》,就将蒲松龄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 而不是客体来体察,虽然身为一个乡村秀才,蒲松龄生活贫寒、声名隐微水浒传国学子部,但他同样具有某种自由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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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雨田绘《蒲松龄南游图》

在他构建的艺术世界中,蒲松龄可以追求他个人意欲的自由。他的功业和名望水浒传国学子部,来自《聊斋志异》。他的思想、心理和经历都绽放在其中。个人意愿左右着故事和人物命运,作者情感的盲目性又带来了《聊斋志异》处理重大题材上的障蔽和缺憾。

第三是文化史的批评性研究能够带来新的活力。对名著的拔高与过分赞誉,容易浮于表面,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和理性精神的发挥。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可以挣脱这种狭窄化的专业评文方式,从更多样性的角度评价文本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不把《聊斋志异》视为一部被供奉在文学圣殿中的,已然被封神的,凝固不动的终极经典的前提下,我们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蒲松龄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外部语境。通过描述与分析,进入蒲松龄个人的微观世界。影响创作和叙事的各种因素都被悬浮起来,围绕在蒲松龄执笔写作的那个历史现场。

如从文化史角度考察《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等非现实女性形象的建构路径,可以观察到蒲松龄塑造这类形象,蕴含着此前文学作品难以处理的现实题材与人类经验的内容。

虚幻女性可以达到“妍质”的极致,身体极端轻小以迎合病态的文化审美,可以具被现实女性缺乏的文化修养;鬼的风流放诞隐喻了民间的性越轨风俗,虚幻的人物体现了民间原始欲望和粗朴的底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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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间《聊斋图说》图册

虚幻使不合乎礼法道德的人事,取得了合法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这是《诗经》以来萎缩的文学表现力的再扩展。这样就能更具建设性地理解和阐释这类虚幻的女性人物形象。

从文化史的总体性研究视角,审视《聊斋志异》与其他古代学术与文学探求之间的关联。《国学小说观念对聊斋志异影响》 探讨传统子部小说“丛残小语”、“子史末流” 的“小说” 观,所蕴含的“小说”体制小、价值小两个方面特质,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 从性爱的角度进入历史与空间叙事,将历史、 异域的代言人设计成女子、 狐鬼等阴柔形象;以亡灵追忆往事以及私人化的恩怨,作为宏大题材的基调与线索,以及逞意为文的游戏手段, 如以昆虫的微型世界写俳谐的人生游戏等。这种研究的思路,就是从古代学术的整体性,来看待《聊斋志异》文本特点和叙事模式。

同样,来自楚骚和李贺的文学传统,混合民间巫术氛围的滋养,使《聊斋志异》与普通的志怪小说揖别,灰暗凋零的乡村焕发成绚丽缤纷的文学殿堂。在与传统的志怪题材、深情、侠义、知己等主题的多方比照和辨析之下,能够对《聊斋志异》的新意与优长,有更为学理化的认知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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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年画

任何的研究和解读,相对于伟大的作者和作品来说,都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同世界上的诸多名著一样,经典的生命力在于随着人文的进步,人们总能赋予它们更高级的解读。《聊斋志异》研究是由蒲松龄引领着的,由读者、评点者、研究者构成的蜿蜒了三百年的队列, 活泼泼地行走在民族精神文化历史的路途上。

2020年12月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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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元明清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多个项目。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学术专著有《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漫说“三言”“二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国学子部小说研究》等。

为感谢广大读者对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的厚爱,凡在本文后留言且排序为第6、26、46、66、86名者,每人将获得王昕教授签名赠送的新书《〈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一本,由作者本人免费寄出。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2日24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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