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华李继运
志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官修”的地情书，“是一种有特殊体例的著述，是汇集我国各地区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国情资料，也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
一、方志是丰富的文化资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是因为人类能继承历史遗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祖国历史悠久，史籍丰富，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继承，地方志就是一座资源丰富的文化宝库。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书，仅宋元以来就有九千余种，十万多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新编地方志，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编修的地方志，据统计，省、市、县三级志书就有6000部，总字数在50亿字以上。各种专业志、部门志、厂矿志、企业志、乡镇志、学校志、江河志、名山志等等，数不胜数。各类专业年鉴、地方综合年鉴1500多种。地方志已成为一项巨大的可供开发的地情资源。目前，许多地方正是利用地方志书和修志过程中搜集的大量资料，建立方志馆和地情库，运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管理，为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历代修志，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为朝廷统治和地方官吏及士绅服务，旧方志的功能大体概括为“资治、教化、存史”六个字；而新方志的功能和使用范围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内涵和外延之外，主要是志书的使用范围已经从为统治阶层服务，扩展到为全社会各个阶层服务。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地方志已成为全人类文化资源。陈桥驿在《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一文中谈到，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是外国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二期)。他在《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一文中又谈到，中国地方志在北美，不论是旧志和新志，都受到汉学家的欢迎和重视。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即：收获丰富，流行广泛，利用普遍，评价较高(《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三、四期)。加入WTO，我国将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方志与地理志的区别，在国际大市场上角逐竞争，决不会仅仅限于商品经济方面的竞争，还有文化资源的竞争。并且这两方面的竞争，遥相互应，相互促动，一荣俱荣。因此，对方志资源的研究开发，我们必须下大力，争主动，不仅做方志资源的拥有者，更要做对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力军。
二、方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历代朝廷、官府和不少社会学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方志加以整理和利用。早在汉武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即利用地方资料，整理全国政区和分野；丞相张禹亦令朱赣根据地志，条理风俗。至汉章帝，班固任兰台令史，利用所藏方志撰成《汉书·地理志》。隋大业中，朗蔚之采各地所上图经而纂成《隋诸州图经集》二百卷。宋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等奉敕汇编全国所上图经，纂成《祥符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记叙二京府、八次府、三百五十三州、四十五军、十四监、一千二百五十三县各种情况。元大德七年，集贤大学士孛兰等人根据志书编成《大元一统志》一千三百卷。明景泰七年，陈循等辑成《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多次诏令各地志书呈送一统志馆，一统志馆以各地志书为本，整理编辑《大清一统志》。民国初，清史馆汇集大量地志和档案资料，编纂《清史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的整理和利用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毛泽东曾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周恩来总理也指示，要系统地整理地方志，把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方志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地方志为各级领导决策作参考
地方志所载事物，上至起源，下至成志之日，来龙去脉，记载详细，为各地提供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各地的领导干部进行科学决策有很重要的价值。有的领导干部说：“志书有利于我们把握从昨天通向今天的历史走向，选择从今天迈向明天的最佳道路。”“志书有微型档案库之便，一册在手有省时致用之功。”山东省通过对古代及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史志资料分析，进一步证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发展又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繁荣。山东内地是华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孕育了灿烂的齐鲁文化。在以往，泰山南北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沿海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近百年来方志与地理志的区别，历史的变革使东西两地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东部经济日益繁荣，并逐渐向内地辐射。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首先在沿海登陆，并与齐鲁文化相结合，形成新的沿海经济发展带。省史志办以东部沿海荣成和西部单县为例，根据志书中提供的社会情况，进行纵横对比。鉴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悬殊的情况，山东省委作出了“东部开放，西部开发”的决策。聊城市史志办根据志书中的史料，论证兴聊“十大工程”，进一步坚定了实施“十大工程”项目的信心，促进了聊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密县利用史志资料中历代人口增长速度变化情况进行60万人口出生“切片”研究，形象地说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促进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当地的落实。
2、地方志为发展经济建设服务
历代地方志中记载了不少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从50年代起，我国科研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将这些资料集中汇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铜矿录》《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对我国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1998年我国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龙江等省修志机构很快将当地气象变化和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并且将新编的《水利志》《地理志》《卫生志》等向省委、省政府及抗洪抢险指挥部及时提供，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方志在开发地方土特产资源、发掘拯救地方传统技艺以及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有的方志中详细记载的制作和开发方案，拿来照本宣科就能生产制作，产生经济效益。
3、地方志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地方志中记载的各地自然和社会情况的资料远比一般正史记载得丰富和翔实，它可以为各门学科研究服务。例如，旧志中对天文的记载比较丰富，北京天文台从众多地方志中摘录了数百万字的天文资料，汇编成《中国天文资料汇编》。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利用地方志中有关天象的记载，查找到二三十条关于17世纪太阳黑子活动的资料，对太阳黑子活动衰落期“蒙得极小期”的论证，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注目。在史学研究方面，我国历代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农民斗争的史料，我国当代的史学家从明代万历《新昌县志》、嘉靖《温州县志》及浙江、江苏、江西等省许多方志中找到宋代方腊起义的资料；从明代《栾城县志)中找到白莲教首领韩林儿起兵抗元的史料；从陕西、河南等省的大量方志中找到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史料；在江浙和两广的志书中找到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史料。方志既是历史佐证资料，也是媒体报道中的背景材料，如某地发现或发生什么，往往都会取“据当地志书记载……”的说法。在科技、建筑、民俗、社会生活等方面，地方志的资料都极其丰富，可以为科学史、建筑学、民俗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4、地方志为发展旅游事业和繁荣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材料
各地方志中一般都详细记载当地的名胜古迹，方志可堪称一方图文并茂的名片、朴实忠诚的导游。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先生担任文化部长时，曾建议从地方志中汇编名胜古迹资料，为发展旅游事业服务。他说：“我国地方志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志书搜罗材料之广博，超过正史、野史、前人笔记之所记载，似可组织人力，即以地方志中适合于旅游者之多方面兴趣而引人入胜者，编写导游指南。”山东省青州市在历史上曾为道、路、州府治地，历千余年，形成众多人文景观，但因年代过久，多数已失传失修。近年来，有关部门根据新旧志书记载，重修云门山、驼山、仰山天、偶园、范公亭公园，使传统文化得到恢复，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广东省仁化县根据《仁化县志》对丹霞山的详细记载进行修复，使“红山公园”成为旅游热点。此外，地方志在创作历史小说、剧本等方面，也能发挥一定作用。如《李自成》《阿诗玛》《望夫云》等著名小说、剧本的创作，都查阅和参考过大量地方志书。
我国地大物博，美丽富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一直是维系伟大祖国兴旺发达局面的巨大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对祖国土地、人民，甚至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刻的眷恋和真挚的爱，对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至为关切，为了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统一富强忘我地工作和战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历代地方志中，记载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最好的乡土教材。恩格斯曾经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地方志中关于各地方的丰富记载，可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发挥地方志优势，利用方志资料编写乡土教材、举办巡回讲演、组织地情知识竞赛、制作电视片和光盘等等，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6、地方志为改革开放和促进海内外交往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地方志的编修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上海市在开发和开放浦东过程中利用地方志资料编写《上海大观》和《浦东大观》，江泽民同志还特为之题写书名。川沙县一位曾任国民党将领的台胞看了新编《川沙县志》，打消了顾虑，派亲属回大陆探亲和投资。福建省沿海许多县、市志书编成出版后，受到海外侨胞的广泛欢迎，争相购买和传阅。苏州市东山镇编写《洞庭东山志》，在海外华侨、华人和台胞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回国观光和投资，不找侨办或主管经济的部门，而先找史志办咨询和联系。许多外商在各地投资、办企业、谈判项目中，新编地方志成为了解市场和投资环境的具有权威性和令人信服的资料。山东省《孔子故里志》《曲阜市志》成为外事活动的礼品，地方志书被誉为沟通中外联系、增进友好往来的使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者，以方志、家谱为线索查找考证了韩国卢氏源于长清县，得到领导和外事部门的高度评价，方志、家谱铺平了韩国总统卢泰愚山东寻根之路，也谱写了中韩文化交流的一段新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