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家晚年现象”

昔日曾叱咤风云的文学“主力军”现在都老了。

放眼当代文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是寥若晨星；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进入耄耋之年；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其中一大批是知青作家）也已年逾古稀。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创造过辉煌、为中国和世界文学贡献过许多经典的“主力军”，现在都已步入老年行列。在包括网络作者在内的数以千万计的文学新军正在崛起的今天，“作家晚年现象”确是一个不容回避、需要正视的严峻现实。

晚年，意味着即将抵达生命的终点。对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丰富思想情感的作家而言，其晚年的内心世界更充满波澜；他们经历过战争、斗争岁月和人生的沉浮跌宕，回顾与总结自己一生心情急切；未完成的事业，未实现的愿望仍在召唤，而他们却可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懊恼；未了的情缘要有所交代，心灵的债务需要偿还，内心中感动与愧疚相交织；特别是生与死的纠结，未安排妥帖的身后之事，常常使他们处于一种焦虑和惶恐之中。

作家的晚年表面上平静、安逸，实际上他们的心灵却是千姿百态，深不可测。

周扬，竭尽大半生，为阐释与捍卫革命文艺路线而战斗。他曾整过人，也曾在“文革”后为无辜被他伤害过的同志、朋友流下真诚的忏悔的泪。晚年，他为人性的回归呐喊，为人道主义正名。

曹禺的晚年，回首后半生，由于忙于行政事务而未能再创作出像《雷雨》《日出》那样的作品。面对观众与老友的批评，他深深自责。

文艺战线的老战士夏衍，在“文革”中坐了八年半冤狱，还被踢断了一条腿。“文革”后，他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还多次撰文、讲话，对左倾路线，特别是“文革”浩劫，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他大声疾呼：我们的国家千万不能再折腾了！

作家晚年是他们心灵真实袒露和全面呈现的时期，也是他们的观念、情感发生巨变的时期。这是不能轻忽的、值得深入探索和认真研讨的一个领域。

二、老年作家的复杂心态与精神分野

第一，对人生的深爱与对文学的痴情。

有一批老作家，直到八九十岁，仍然不放下手中的笔，为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写作，为全人类而写作，到老，到死。

作为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王蒙，是一位文学界的“劳动模范”。进入新世纪时，王蒙已六十六岁，但他的思想与灵感仍如火山喷发一般。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青狐》《闷与狂》，爱情小说《生死恋》《笑的风》，修改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茅盾文学奖）等，出版了纪实文学《我的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二部《大块文章》、第三部《九命七羊》，以及《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等，写出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著作《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奔腾》《庄子的快活》《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红楼梦二十七讲》《中国天机》《中华玄机》等，总计六百万字之巨。

杨绛是生于1911年的世纪老人。1997年，爱女钱瑗患病去世；1998年，相伴六十余年的钱锺书仙逝，两次沉重的打击并未将她击垮、击倒。她坚持翻译了古希腊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写了散文集《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创作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她还从用大麻袋装着的钱锺书的大量笔记中，整理出版了二十多卷本的《钱锺书手稿集》；另有一百多册钱锺书的外文笔记，等待她整理出版。她曾说：“打扫战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冰心在1999年2月去世。这位生于1900年的老人，生前总是向人表示：“我还要好好地活下去，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她每天早上起来写日记，写文章，笔耕不辍。

萧乾一直坚守在文学的阵地上。他说：“我准备写到最后一刻。”

这一批上世纪前半叶出生的老作家，他们对生活，对人，对文学，有一种至死不渝的爱历史上真实的晚年文学作品，所以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第二，反思历史，拷问灵魂。

当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霜雨雪以及“文革”的浩劫之后，作家们通过自述或口述的方式，投入了对历史与自我的反思。

第一个挑起反思大旗的是巴金。

从1978年12月至1986年8月，巴金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用了将近八年的时间，完成了共一百五十六篇、计四十余万字的五卷本《随想录》。其后，他又出版了十多万字的《再思录》。在这些作品中，巴金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自我反思，对“长官意志”“奴性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自己身上的奴性以及在历次运动中对他人的伤害，进行了无情的拷问。他毫不掩饰在极“左”路线盛行时自己应担当的责任。他的《随想录》被学界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部“讲真话的大书”。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踏上革命之路的韦君宜，多年担任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又多次受到运动的冲击。她曾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到晚年，她抚摸伤痕，解剖自我，写出《思痛录》，倾诉了自己一生的痛苦、愧疚、追问和灵魂的觉醒。她说，写《思痛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走过去的弯路”。

另外，像季羡林的《牛棚杂记》、从维熙的《走向混沌》等自传体纪实文学，邵燕祥的《找灵魂》《人生败笔》《我死过，我幸存历史上真实的晚年文学作品，我作证》等回忆录，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真实的记述与思考。邵燕祥的《会思想的芦苇》等杂文，更从现代启蒙的高度，对“思想者”“启蒙者”有精辟的论述。

钱理群是教授型的作家，他的《1948：天地玄黄》《拒绝遗忘——“1957年事”研究笔记》《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我的精神自传》等著作，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构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第三，坚守与战斗。

从长期的革命战争与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走过来的一批作家，则坚定地坚持革命立场，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宏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坚守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们创办杂志，开辟了新的阵地。

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魏巍创作了中国革命三部曲《东方》《地球红飘带》《火凤凰》，刘白羽写出反映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太阳》，浩然有反映农村历史与变革的长篇小说《苍生》面世。这些作品都有鲜明的红色基因和深深的革命印记。

丁玲曾两次遭受政治迫害（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头目和“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十二年，“文革”中又坐了五年监狱。“文革”后，她出版了《杜晚香》《魍魉世界》《牛栅小品》《风雪人间》等，写南京被囚的经历和北大荒劳动改造的生活，或缅怀故旧，或记述见闻，少有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激烈批判与对“文革”的悲愤控诉。作品中多有对历史不公的宽恕，表现出对迫害者的和解姿态。

第四，沉默的作家群落。

古代有避世的“竹林七贤”，当代也有隐遁的作家。他们对历史、社会、文学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们或洁身自好，或出于自保，不参加公开的文学活动，不参与网上交流，也很少发表作品，保持了沉默。他们可能参加一些民间活动或私人聚会，而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

其实，这些沉默的作家，他们忧国忧民，赤心未泯，而且并未完全停止思考与创作，只是在现实中“不掺和”。

第五，虚无与幻灭。

孙犁严厉地批评过文坛上的虚无主义。1983年，他在给一位作家的信中说：“作家没有理想，就常走到虚无主义那里去。虚无主义本身又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只能导致作品和作家的沉落。历史上很多有奇异才华的作家，就是在这个深渊里消失了。虚无主义不能承全作家。”（《老荒集·谈文学与理想》）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当时的中青年作家做出了榜样。

孙犁在1980年代前期，像将死的春蚕一样，“摇头奋体以吐余丝”，像即将消失的流星，“摇曳其余光，以炫众目”。他的晚年创作又进入一个盛期。

然而，1980年代中后期，情况却起了变化。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孙犁对文艺界涌现出的许多新鲜事物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对一些丑恶现象，更是十分憎恶。于是，1995年，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决定：在尚有记忆力、思考力、判断力和写作能力的情况下，出版《曲终集》后彻底封笔。他迷失于虚无、幻灭之中而不能解脱。这不同于他先前曾出现过的、在一定时段之内或在局部问题上的情绪的振荡与消沉，而是一种对历史环境、生存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根本性的怀疑与否定，是一种本体性的绝望。

张洁耗费十多年的时间写成的八十多万字的《无字》，表达的是情感的虚无主义。

《无字》主要写的是老干部胡秉辰与中年知识女性吴为之间从爱到恨的一段恋情。身为某部副部长的胡秉辰，在政坛数十年。他的老到与虚伪，懦弱与背叛，使吴为曾为他燃烧的爱火渐渐冷却，最终死灭。她疯了。在医院里，她拔去身上赖以维持生命的所有管子，死了。临死前，她毁掉了一切与他人联系的文字；“这个与文字结缘几十年的人，死的时候和文字彻底决绝了”。她“如此一干二净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断然拒绝了这个世界最后的垂怜或饶恕”。“对这个世界，还有比这种仇恨更深的仇恨吗？”

张洁从1979年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表达她对刻骨铭心的爱的追寻，到2001年的《无字》，表达她对这个世界的“比这种仇恨更深的仇恨”，真实纪录了一位知识女性的爱情理想主义，经历爱的纠缠与破碎，到爱情的悲观主义的流血心路。

王蒙说，张洁的《无字》是“充满了疯狂的激情和决绝”的“极限写作”。他一方面给予《无字》以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书，“无法否认这部书的不凡与独特，这部书的力量、这部书的值得一读的价值”；但同时，他又对《无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它的“怨毒”，它的“从上身到下体全放到X光下”的“无所不写”的乖戾，都表现出作者的“小女人”的心胸和缺乏“大提升、大悲悯、大沉思、大拷问、大理解、大宽恕与大赦免”的狭隘，暴露出一位“爱情的空想家、浪漫派”在爱情挫败后的极度愤怒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彻底虚无感。（《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见《踏遍青山歌未老》，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还可参阅张越：《张洁：一种肝肠寸断的表情》，《文学报》，2015年8月6日）

徐迟，曾出版过激情洋溢的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共和国之歌》等，发表过被誉为“科学诗篇”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报告文学作品，在读者和文学界产生过强烈反响。

徐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然而到1990年代，他目睹了文艺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不堪：纯文学的不景气与文学刊物的滞销，盗版书大量泛滥而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官商勾结催生的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无忌，明星的高报酬所产生的心理失衡，还有他的最后一次婚恋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美好。这一切，都使这位理想主义者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最终导致他在1996年12月12日夜12时，从医院的高楼坠落。他认为“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作家徐迟患抑郁症自杀》，燕治国著《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克尔凯郭尔说：“绝望是致死之基。”

中国古代的屈原与王国维，现当代的傅雷、老舍、张爱玲、徐迟、海子、顾城，外国的杰克·伦敦、海明威、川端康成、马雅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他们的自杀（主动的自我了断），是对人生与文学绝望之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是有希望的，人类是有希望的。时代的列车会暂时通过黑暗的隧道，而光明在前方照耀。“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是毁灭人的灵魂的一副毒药。从根本上、终极上讲，虚无与幻灭没有存在的理由。

老作家们阅尽沧桑，尝尽百味，感慨万千，大彻大悟。他们在晚年多有剧烈的心灵冲突和巨大的精神蜕变，而这，正是一座博大深邃的文学与人性的宝库，值得我们去不断地发现，细心地勘探，深入地开掘。

（《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