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传》 陈蒲清 著

岳麓书社2011年10月第1版

第二章

科举入仕，崭露头角

——陶澍生平（二）

从乾隆六十年(1795) 中秀才，到道光元年(1821) 升任安徽布政使，是陶澍一生的转折时期。他从一个山乡青年成长为一位能干的官员。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都察院御史，继而担任川东兵备道与山西按察使，崭露头角，青云直上。

第一节科考三捷，一举成名

乾隆五十四年(1789) 冬天，陶澍刚十一岁，至长沙参加院试，未中。

乾隆六十年(1795)，陶澍十七岁，参加院试，成为生员(秀才)。当时主持考试的湖南学政石蕴玉在试卷上的批语是：“清新，无半点尘氛气。”石蕴玉，号琢堂，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善于治政、治军，而且颇有仁政。陶澍一直尊敬他，他死后，陶澍写了《前山东按察使司按察使琢堂石公墓志铭》。

陶澍考中秀才后，借住在紧靠资江北岸的水月庵读书。水月庵下临石门潭。因为资江流到此处，河道弯曲，江面萦回，四周都是悬崖，宛然如石潭，所以叫做石门潭。石门潭中，有一块方形巨石，屹立江面，高出水面约两丈，长宽也约两丈，当地人称为官印，取名“印心石”。陶澍把自己读书的小屋取名“印心石屋”。魏源的《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庵俯石门潭，两岸壁立，有方石峙出江心，公所署‘印心石屋’也。”当地父老认为，陶澍跟印心石有缘，所以做了大官。

“印心石”江边群山围绕，资江南岸有鸡公山，北岸有蜈蚣山、虾公山。当地传说，山中有鸡公、蜈蚣、虾公三个精灵，都想抢得官印，但是，互相戒备，不能下手。陶澍考中秀才后，读书于“印心石”对岸的水月庵，把自己的书斋取名“印心石屋”。相传陶澍还写了一副对联说：“三公抢印，迟迟不曾下手；陶生捡石，默默顺手牵羊。”陶澍比三公捷足先登。凑巧的是，后来陶澍果然做了大官。还有一种传说，认为鸡公不敢下水，蜈蚣害怕鸡公，所以石印被虾公抢到手，而陶澍就是虾公的精灵。我赞成前一种传说。

嘉庆三年(1798)冬，陶澍娶黄德芬为妻。黄德芬是安化县一都河曲溪黄崇榜的独生女。据胡林翼《陶母黄夫人墓志铭》记述，黄德芬非常勤俭、宽厚。陶澍婚后离家到益阳读书，家计完全靠黄德芬支持。陶澍家贫寒，“家常缺食。即得食，夫人必先进其夫弟子晋，而后啜其余”。

陶澍的婚姻有一个传说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魏秀梅的专著《陶澍在江南》，曾经引用这个故事说：“他少时曾聘一黄姓女子为室，但黄女嫌陶家贫穷，另一吴姓富翁听说黄女有姿色，想为其子娶黄女作为继室，以厚利说服了黄女的父亲，用家中婢女代替亲女出嫁，陶澍竟坦然接受。后来吴姓家道中衰，而陶澍贵显，听说黄女生活窘迫，便赠以五十金，黄女死后，陶澍依然每年周恤其家。不念旧恶，不忘故人，正是陶氏家风所熏陶。”这个传说故事离奇曲折，后来成为小说家的材料。如：高阳的小说《印心石》即敷衍这个故事，陈兴加的小说《陶澍》中也引入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谈。陶用舒《陶澍评传》曾经给以批驳。陶澍写的《处士黄公殿元墓表》说得十分清楚：“公讳崇榜，字殿元。……生平无一谩语、一诡步，古貌古心，望而知为长者。”“生子三……女一，适同里陶澍。”黄氏族谱中也没有记载有什么吴姓女婿。

黄家以丫鬟代嫁的传说故事，是不可靠的。但是，沙湾的民间有另外一种传闻。说是陶家初聘的是彭家的女儿，彭家嫌陶家穷，悔了婚，陶家于是再聘黄德芬。彭家后来以经营茶叶致富。这个传闻可能是真实的。

嘉庆五年(1800)八月，陶澍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当时年龄二十二岁。

“乡试”是在省城举行的正式取得功名的考试，三年一次科书，由朝廷派出正、副考官主考，省巡抚监临。乡试有正科与恩科的区别。正科，一般是在子年、卯年、午年、酉年举行。恩科，是遇上皇帝登极、万寿等庆典而奉旨举行的考试。陶澍參加的是庚申年恩科乡试。当年，湖南乡试主考为陆以庄，字平泉；副主考为赵佩湘，字芸甫；陶澎的房师为李房谷，字香畲。文章试题是：“舜有天下······远矣”、“夫焉有所倚”、“土地辟田······有庆”，诗歌试题是：“八月湖水平”得“观”字。文章第一题出自《论语•颜渊》，第二题出自《中庸》，第三题出自《孟子•告子下》。《孟子•告子下》原文是讲天子巡视诸侯，“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诗歌试题出自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其中第七句为“坐观垂钓者”。

陶必铨、陶澍父子两人同时参加当年乡试。陶澍考中，中第三十名举人。父亲陶必铨未中，却写诗鼓励并告诫儿子，要儿子志存高远。《放榜日作，示男澍》的后四句说：“十载萤窗酬翰墨，一时鸿渐向朝廷。须看千古登科记，几个勋名焕汗青？”“十载萤窗”，相当“十载寒窗”，刻苦读书，晚上用萤火虫的光代替油灯(车胤典故)。“鸿渐”来源于《周易》的《渐》卦，用大雁逐步迁居高地，比喻地位上升，后代专门用以比喻做官。

中举以后，社会地位比秀才要高得多。县官要以礼接待，地方绅士会主动前来结交。大家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了。范进中秀才后，其岳父胡屠夫还可以教育他，要他不跟乡下人称兄道弟；中举以后，胡屠夫就敬畏他，说他是天上星宿下凡。

中举以后，在第二年参加正式取得功名的考试“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办，由朝廷大臣担任正、副总裁。会试也有正科与恩科的区别。正科一般在丑年、辰年、未年、戌年举行。

嘉庆六年(1801)正月初二，陶澍离开家乡上北京参加恩科会试。陶必铨写了《男澍北上之次口占四首》为儿子送行。诗句说：“笑道吾儿原似女，膝前片刻未相离。今朝趁得蹇修去，应插金花满头归。”陶澍自己也满怀豪气，写了《辛酉正月二日登舟作》：“淑气入江皋，新晴送芳蔼。舟行烟树中，路向春波外。男儿志四方，矧此夔龙会。临风拭吴钩，炸爚星芒大。新水昨夜生，湍湍下寒濑。笑指出山云，云梦何能芥？”最后一句是融汇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若吞云梦八九于胸中曾不芥蒂”的名句。

嘉庆六年八月，陶澍参加恩科会试，并未考中，只好留京温习功课。当年，陶必铨已经四十七岁，最后一次参加了乡试，没有考中。

嘉庆七年(1802)，陶澍二十四岁，春天参加壬戌科会试，中第六十三名贡士。是科会试的正考官为礼部尚书纪昀、左都御史熊枚，副考官为内阁学士玉麟、戴均元。文章试题是“人君止”二句、“道之以德”节、“居天下之”三句，诗题是“山辉川媚”得“藏”字。文章第一题出自《大学》四库全书长宽高，《大学》原文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第二题出自《论语•为政》。第三题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讲大丈夫的修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诗歌试题出自陆机《文赋》，其中有“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的句子。

纪昀(1724—1805)，字晓岚，河间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是乾嘉时期的重臣，著名的学者，《四库全书》的实际主编。纪昀主张广纳各派，对汉学和宋学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反对门户之见；重视践履，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提倡实学，注重对典章制度和史志舆地的研究。陶澍是纪晓岚的关门弟子，后来经常拜访纪晓岚，有诗文来往，关系密切。陶澍的《纪晓岚师双瓦砚歌》、《纪文达师九十九砚斋第九十九砚歌》、《祭协揆河间师文》等诗文，可以证明。因此，纪晓岚的学问、思想都可能对陶澍产生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陶澍跟纪晓岚有密切关系，所以产生了一些传闻。据说，纪晓岚非常欣赏陶澍，曾经写了十六个字：“儒生上进，路仅存斯；拭目挑拣，澍(澍、树同音双关)可为梁。”况周颐的《蕙风簃随笔》记载了一个故事：

魏季词说陶文毅佚事。某年会试下第，无力出都，亦无人能周之，不得已鬻谢石之术于某胡同。适近纪文达公寓所。文达出入，习见之。一日询阍者，以湖南举人对。命延入，索阅其文，亟赏之。属假馆余屋，善视之，俾俟再试。

魏季词说还说，纪晓岚逝世后，陶澍精心照顾纪晓岚的家属。陶澍逝世以后，纪晓岚的曾孙到甘肃求官，陶澍的儿子陶桄又托左宗棠加以照顾。“纪之爱士，陶之报德，公子继志，可风世矣。”《蕙风簃随笔》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如“鬻谢石之术”就不可靠。据宋代笔记《春渚纪闻》记述，有个叫谢石的人，测字很灵，曾经为宋徽宗测字。后来，人们就把测字叫做“谢石之术”。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在街头看到过这种“鬻谢石之术”的人。他在街道旁摆上张桌子，为人测字、写字、写信。王焕錪《陶文毅公年谱》，对于陶澍“鬻谢石之术”的传说，曾经做了考证，批驳说：“公来京时，萸江公谕以‘不得隽必留京为进取计’，岂来京即坎坷若是？又云纪文达假馆余屋，按，公序《王氏族谱》云‘与万泉学授旅邸同灯火者二载’。故魏说盖未能信。”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可信，但是反映了陶澍与纪晓岚有密切交往。

会试后接着举行殿试。殿试在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主考，亲王大臣监试，大学士、院部大臣等评阅试卷。考试合格者分三甲录取，统称“进士”。其中前三名为第一甲，即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其中第一名称“传胪”)，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嘉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陶澍参加殿试，排在二甲第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当年录取二百四十八名，一甲三名，二甲八十四名，三甲一百六十一名。二十九日，受嘉庆皇帝召见。

据《资江陶氏七续族谱》记载，陶澍殿试优异，原定为一甲第二名(即榜眼)，但因策内遗一字，句读未协，乃改置二甲第十五名。古代考试没有评分细则，对错别字、押韵很苛求，因此降等甚至除名的事情并不罕见。陶澍考试完后，请假回籍，曾经赋七律一首记其事：“高下由天自定之，等闲一字致差池。情同失马难言福，路为亡羊竞有歧。往事已非空咄咄，新恩随分未迟迟。男儿姓氏镌钟鼎，安独科名始算奇？”(载族谱，诗题或名《殿试志感》)诗中用了“塞翁失马”(淮南子)、“多歧亡羊”(列子)的典故，“咄咄”是叹息悔恨的声音。陶澍以豁达的态度对待因偶然失误造成的遗憾，鼓励自己不要悔恨，而要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为国立功，名留青史。《资江陶氏七续族谱》还记载了当年阅卷的大学士刘权之的回忆。刘权之说，殿试阅卷官有刘墉、英和等，“得子霖卷，俱极叹赏，拟一甲第二人，继以一字偶遗，改二甲”。古代科举考试，对错字、漏字、书法特别看重，所以有这个结果。

殿试以后还有朝考，选拔人才进入翰林院学习。陶澍参加朝考，因为成绩优秀，授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点翰林”)，充功臣馆纂修官。阅卷大学士刘权之回忆说：“已而朝考，湖南时新捷者二十人，惟子霖一人入选。”翰林院是编修记录国史、进讲经史、草拟文件的官署，是储才之地。庶吉士虽然没有官职，但是有发展前途。因为，当时非常重视科举出身的官员，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院，非翰林不能入内阁。

第二节翰林院编修，以文会友

翰林院学习期满要举行散馆考试，优秀的留院任职，次一些的则派出做官。

嘉庆十年(1805)四月翰林院散馆考试，陶澍成绩优秀，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从二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是从四品，编修是正七品官。编修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文献会要，可以派遣到各省担任乡试的主考官。

当年闰六月，因父亲病逝，自京赶回家乡守制。

陶澍丁忧在籍时，主讲于澧州的澧阳书院（清朝以前原名溪东书院）。他教书认真，在讲堂写了一副楹联鼓励学生：“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东晋名臣车胤，字武子，幼年家贫，夏夜用萤火代替油灯，在澧县留有囊萤台遗址；范仲淹，字希文，曾经在溪东书院读书，刻苦练习写字，洗笔处池水变黑，留有洗墨池遗址。“学者”是指求学的人，“秀才”是指杰出人才。陶澍离开澧阳书院写了四首七律留别学生，其中第三首还特别提到这副楹联：“欲别依依话更绵，抗颜经席已三年。树人如木吾何敢，梦笔生花古有然。但使在熔金可炼，应知垂溜石能穿。榜楹数语同须记，珍重风流绍昔贤。”澧阳书院今为澧县第一中学，为了继承发扬范仲淹、陶澍的传统，塑有范仲淹、陶澍的铜像。

嘉庆十三年(1808)秋，携家室离乡北上。嘉庆十四年(1809)任国史馆编修。国史馆属于翰林院。

陶澍在翰林院期间，熟悉了政坛情况，结识了纪昀、曹振镛等声名显赫的人物，还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这有助于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如：嘉庆九年(1804)冬，陶澍和同科进士朱珔、顾莼、吴椿、夏修恕、洪介亭等人建立“消寒诗社”，以文会友。消寒诗社后来改名为宣南诗社，林则徐、贺长龄、魏源、龚自珍等都成为诗社成员。诗社成员大多具有积极向上、关心国计民生的精神。后来，担任大学士、尚书的有卓秉恬、张祥河、吴椿、朱士彦等，担任总督的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朱为弼等，担任巡抚的有梁章钜、周之琦等，担任侍郎的有陈用光、程恩泽等，担任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学政的更多。而魏源、龚自珍等则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或文学家。

有人说，林则徐、龚自珍是宣南诗社的领袖，这是不恰切的。林则徐是后来参加的，龚自珍更后，陶澍才是公认的发起人与领袖之一。当然，这不影响我们对陶澍、林则徐、龚自珍的评价。

第三节主持乡试，考察山川

嘉庆十五年(1810)，陶澍奉命充庚午科四川乡试副考官。五月离京，十一月回到北京。

陶澍非常尽职，希望为国家选拔人才，不辜负朝廷的信任。他写的四首《蜀闱即事》，真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心理。诗中说：“敢云相士追前辈，窃恐论文负老成。向夕不辞披校瘁，期将敬慎答持衡。”“花样新拈绣度金，一篇一字费沉吟。”“殷勤树木无多祝，认取他年作栋梁。”他推已及人，联想到自己考试的经历，特别是父亲“十应乡试，屡荐未售”的残酷现实，对于落选的试卷反复审读。诗中说：“漫说匠门无弃物，由来公道在人心。回思执卷趋庭日，红烛烧残泪不禁。”他的认真，甚至引起了同事们的讥笑。诗中有自注说：“落卷经三四过，犹挟以上堂，同事颇笑予鸡肋。”

此次放差的最大副产品是《蜀輶日记》与诗集《皇华草》。陶澍经历河北、山西、陕西入蜀，又出三峡，经湖北、河南返回北京。他往返共一百七十二天，沿途每天写日记(其中八月初六至八月底在贡院主持考试与阅卷，没有写日记)四库全书长宽高，记述见间感想，署名《蜀輶日记》。同时，还写了二百四十五首诗歌，编为《皇华草》三卷。《蜀輶日记》与《皇华草》，具有思想价值与艺术感染力，当时就流传海内，被反复刻印。

《蜀輶日记》这本著作，虽然是在劳累奔波的旅途所作，但是，资料丰富、考证精确、文笔清秀，表现出非凡的知识积累。而且，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充分展现了陶澍学术造诣与经世思想。其中某些天的日记，后来又整理为《三黑水说》、《蜀道形势说》、《荆州形势说》、《襄阳形势说》、《三峡记》等单篇文章。如：十月十七日的日记，首先列举古代关于三峡的各种分歧说法，然后以亲身经历为依据，断定应该“以夔峡、巫峡、西陵峡为三峡”，夔峡又名“瞿塘峡”、“广溪峡”。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今天地理界的公论。日记还讨论了军事、水利、风俗民情，总结历史教训，显露出陶澍的经世思想与锐利眼光。所以，李兆洛所写的《蜀輶日记书后》认为，陶澍后来能够取得经世济民的卓越政绩，“略可见于此”。

这次放差，还改善了陶澍的经济状况。清朝官员的正俸很低，而养廉银很高。京官正俸微薄，年终才有养廉银，往往靠养廉银很高的地方官的馈赠。翰林院编修一年的正俸只有四五十两银子，又没有权力，地方官不会白白地馈赠，所以生活清贫。如果能够派遣到各省担任乡试的主考官，那么就收入可观。包括朝廷所发的程仪、外省所送的程仪、中试举人的谢银，可得到一千五百两乃至二千五百两的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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